需要加快建立金融消费者的伦理意识，可以借鉴欧盟推出的数字技能与就业联盟计划等国际经验，通过社会宣传、公众讨论、社区教育等多种方式，引导金融科技产品的消费者对金融消费权益、金融科技伦理进行关注和理解，增强其对金融科技相关伦理问题的敏感性，提高消费者在金融科技领域的权益保护意识和伦理意识，使其主动参与到监督金融科技伦理建设的过程中，并最终在金融科技领域、金融行业乃至全社会形成规范采集数据、尊重隐私保护、平等维护权益的自觉意识和良好氛围。

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服务的质量有没有提升，关键要看金融服务能否有效支持经济效率包括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数字金融真正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始于2013年，标志性事件是当年6月依托于支付宝的线上货币市场投资工具余额宝上线。

正好当时货币市场发生钱荒，利率飙升，相当于在无意中为余额宝做了一个广告。化解这个挑战的主要方法应该是更多地利用市场化的手段加强金融监管、鼓励市场创新。中国的许多数字金融业务确实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虽然大多数数字技术和业务模式都不是中国原创的，但至少从市场规模来说，中国的许多数字金融产品，特别是移动支付、线上投资、数字贷款等，都是独步天下的。所以，绝大部分平台要么完全没有风控，要么变形做成了类银行业务。如果过于重视稳定，可能会遏制创新活动。

相信基于产业互联网的数字金融业务对于提升实体经济的效率能发挥更加直接的作用。另一方面，过去我国主要依靠高速增长和政府兜底两大法宝维持金融稳定，但这个做法很难长期持续，金融风险不断地在不同的领域冒出来。由此，在政策重点、方向、尺度上，也需要依靠一些伦理原则来试错。

数据作为数字经济背景下最重要的资源，具有极高的价值。 当前，伴随金融与科技的快速迭代与融合，伦理问题已经成为政策和市场关注的重中之重。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需要提高金融科技伦理意识，制定伦理治理制度，加强系统性伦理建设。金融科技伦理治理的目标是，用有效的制度结构彰显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的作用，使得人的逐利冲动理性化、超越化，寓活力于秩序，使得金融科技发展既有利于效率改进和实体经济发展，又更具普惠性、包容性。

三是金融科技创新中的诸多风险与伦理挑战，实际上都产生于监管的交叉、重叠或空白地带，因此更需要强化监管协调，这也需要不同监管者形成伦理共识。2018年11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发布《金融部门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AIDA）使用指引》，提出了FEAT原则，旨在促进金融业实现可以公平、道德、透明地使用大数据、算法与人工智能。

及时掌握金融科技伦理准则和标准的新动向，根据技术与业务的前沿变化，对金融科技伦理管理制度做出动态调整、更新，确保制度的指导性和有效性1972年为应对市场紊乱、货币失控、物价波动，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投资，严格控制信贷投放。金融政策还是推进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杀手锏。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接连发生四次严重的物价上涨，人民政权面临巨大的挑战。

党统筹全局，在极短的时间内根治了恶性通货膨胀，为恢复国民经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金融政策也是国家维持物价稳定的主要手段之一。金融部门通过扩大投放或回笼货币的办法，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以稳定物价水平。改革开放后，更加注重金融宏观调控，多次采取加强信贷管理、控制固定资产贷款支出规模、运用利率手段等措施，抑制总需求膨胀。

 从1926年成立第一家银行——衡山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工作已走过近百年历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在实施产业政策方面、执行金融政策的国家银行信贷投向具有风向标作用。

在维护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方面，外汇管理部门还努力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等银行机构。

金融政策还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最主要工具。严格管理金融机构，才能保证金融业有序运行。财政部门加强税收，募集折实公债。金融政策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革命战争时期，金融是筹集资金的得力渠道。国家银行围绕生产、流通部门，聚集资金，发放工农业信贷，全面为实体经济服务。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建立了陕甘宁边区银行等银行。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银行等银行开展农业信贷、工商信贷业务，促进根据地经济建设。计划经济时期，金融风险之一是价格上涨过快造成的社会风险。

改革开放后，在经济过热、物价大幅上涨时，政府采取减缩信贷规模、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等紧急措施，平抑物价，维护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计划经济时期，在特殊阶段，政府主要运用行政手段调控金融运行。

20世纪60年代初期，商品短缺，货币流通量过多，物价上涨，政府通过增加高价商品的销售，回笼货币。虽然固定资产建设依靠国家财政投资，但综合信贷计划也是贯彻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信贷配给手段。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政府整顿私营金融业，打击投机，将紊乱的金融推向了稳定运行的轨道。三是国际热钱涌入后带来的金融风险。为激发私营经济活力，国家银行增加私营工商业信贷，支持扩大生产经营。计划经济时期，金融政策是国家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工业化战略的推手。

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等银行机构积极发放农业、工商业贷款，支持工农业生产。金融政策还是贯彻党的经济政策的重要手段，这些银行按照人民政权的政策发放信贷，扶持农业与工商业，助力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国家银行运用差别利率与差别信贷额度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私营工商业、个体手工业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化。例如，1962年针对物价上涨、商品严重不足问题，严格信贷支出。

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泰铢、马来西亚林吉特、韩元、日元等货币竞相贬值时，我国宣布人民币不贬值，极大地提升了人民币的国际信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大力开办工商信贷、农业信贷业务。

党的二十大强调金融改革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任务重大。二是调控国家银行信贷支出总规模，调控货币投放，以调控金融运行。改革开放后，政府与时俱进地改进管理各类金融机构的工具与手段，禁止国有银行违规发放贷款，禁止信贷资金违规进入股市，注意甄别金融创新与金融科技创新，有效管理影子银行、网络金融，维护金融运行秩序的稳定，为深化改革开放创造了较好的金融环境。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等银行发行货币时，都以一定数量的黄金、白银作为发行准备金，并在纸币贬值时，采取限期收回纸币、增加银行发行准备金等办法，维护货币的信用。

坚持维护金融运行的稳定秩序货币币值基本稳定是金融稳定运行的基础。在中财委统一领导下，贸易部门抛售物资，暂减收购。

统一财经后，市场一度萧条。同时，人民政权严格管理金融业，积极开展对敌伪货币的斗争，保障了根据地的经济利益。

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金融政策左右了金融资源的流向。坚持运用市场力量与政府政策调控金融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根治恶性通货膨胀，人民政府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平抑物价。